梁思成、林徽音与国徽设

这个具有强烈中国传统特色和民族艺术风格，极好地体现了新中国政权特征，庄严富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达到了政治含义和艺术造型的完美结合，体现了设计者强烈的爱国热情和高度的艺术水平。而它的产生却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会议决定设立6个工作小组，其中第6小组的任务是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等方案。组长是马叙伦。

　　7月9日第6小组举行第一次会议，会上决定国旗、国徽评委会8人：翦伯赞、蔡畅、李立三、叶剑英、田汉、郑振铎、廖承志、张奚若。

　　7月10日政协筹备会发布《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向全国征集方案，截止日期为当年8月20日。对国徽提出的设计要求：“（甲）中国特征；（乙）政权特征；（丙）形式须庄严富丽”。

　　8月5日第6小组举行第二次会议，会上对一个18人的专家名单进行了讨论，最后聘请徐悲鸿、梁思成、艾青三位专家为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顾问。

　　梁思成先生此后即以“初选委员会顾问”的身份参加政协第6小组关于国徽的历次会议。

　　8月20日截止日期到达，共征得“国旗一千五百件，国徽几十件，国歌二百件左右”（马叙伦语）。

　　8月22日召开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对于应征的国徽方案，大家都表示不满意：

　　马叙伦：国徽怎么办？

　　郑振铎：现在一个都没有（指好的而言）。

　　马叙伦：我们就连国徽参考图样都提不出吗？

　　张奚若、郑振铎：我们说都要不得。

　　梁思成：在国徽上一定要把中国传统艺术表现出来，汉唐有很多东西可供参考。

　　沈雁冰、徐悲鸿：这个徽上的朱雀也很好看。

　　郑振铎：椭圆比圆的好看，应该有字（指国徽底部带字的一张）。

　　马叙伦：今天我们提出哪几张作参考？

　　——主席照大家评论的几张收集起来，会后计数初选结果共四幅。

　　梁思成先生第一次参加有关国徽设计的会议，就明确提出：“在国徽上一定要把中国传统艺术表现出来”。

　　8月24日第6小组举行第三次会议。关于国徽，会议最后决定：“因收到的作品太少，且也无可采用的，已另请专家拟制，俟收到图案之后，再行提请决定。”

　　9月14日第6小组举行第四次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对国旗国徽设计的意见：“国旗上不一定要表明工农联盟，国徽上可以表明。”会上选出国旗图案第17号与第11号之修改及国徽图案两张提供常委会参考。

　　9月25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召开会议，协商国旗、国徽、国歌等问题，梁思成应邀参加。

　　毛泽东赞成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五星红旗为国旗。

　　关于国徽大家发言都对初选的图案不满意。毛泽东最后说：“国旗决定了，国徽是否可慢一步决定，原小组还继续设计，等将来交给政府去决定。”

　　从上述文字中可以知道：公开征集未得到满意的国徽图案，8月24日以后有一个“专家”“小组”在另行设计国徽图案，但所提供的方案初选没有通过。这个小组就是张仃和钟灵。

拟制国徽图案以一个璧（或瑗）为主体：以国名、五星、齿轮、嘉禾为主要题材；以红绶穿瑗的结衬托而成图案的整体。也可以说，上部的璧及璧上的文字，中心的金星齿轮，组织略成汉镜的样式，旁用嘉禾环抱，下面以红色组绶穿瑗为结束。颜色用金、玉、红三色。

　　璧是我国古代最隆重的礼品。《周礼》：“以苍璧礼天”。《说文》：“瑗，大孔璧也。”这个璧是大孔的，所以也可以说是一个瑗。《荀子·大略篇》说：“召人以瑗”，瑗召全国人民，象征统一。璧或瑗都是玉制的，玉性温和，象征和平。璧上浅雕卷草花纹为地，是采用唐代卷草的样式。

　　国名字体用汉八分书，金色。

　　大小五颗金星是采用国旗上的五星，金色齿轮代表工，金色嘉禾代表农。这三种母题都是中国传统艺术里所未有的。不过汉镜中有　　形的弧纹，与齿纹略似，所以作为齿轮，用在相同的地位上。汉镜中心常有四瓣的钮，本图案则作成五角的大星；汉镜上常用小粒的“乳”，小五角星也是“乳”的变形。

　　全部作成镜形，以象征光明。嘉禾抱着璧的两侧，缀以红绶。红色象征革命。红绶穿过小瑗的孔成一个结，象征革命人民的大团结。红绶和绶结所采用的褶皱样式是南北朝造象上所常见的风格，不是西洋系统的缎带结之类。设计人在本图案里尽量地采用了中国数千年艺术的传统，以表现我们的民族文化；同时努力将象征新民主主义中国政权的新母题配合，求其由古代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图案；颜色仅用金、玉、红三色；目的在求其形成一个庄严重典雅而不浮跨不艳俗的图案，以表示中国新旧文化之继续与调和，是否差强达到这目的，是要请求指示批评的。

　　这个图案无论用彩色，单色，或做成浮雕，都是适用的。

　　这只是一幅草图，若蒙核准采纳，当即绘成放大的准确详细的正式彩色图、墨线详图和一个浮雕模型呈阅。

这个方案首次将国旗上的五颗金星设计入国徽图案，且“以红绶穿瑗的结衬托”也应用在后来的国徽中，用玉璧的造型已具备了后来国徽是浮雕而不是一幅图画的特征。而国徽图案要体现“中国数千年艺术的传统”和“民族文化”与“新母题配合”“发展出新的图案”是梁思成和林徽音先生始终坚持和追求的。

　　新中国成立后，被某些人称为“从延安时期起就作为党内第一设计专家的张仃”，参加了“五人接管小组”，“接管了旧国立北平艺专，其后，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他担任实用美术系主任、教授。”张仃带领中央美院的国徽设计小组（其中有周令钊先生）又做了一个方案。

　　1950年6月1日马叙伦给全国政协常委会的报告中关于国徽设计的文字如下：

　　现在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又据专家参加原来选出比较可供选择的五种国徽图案，另外拟制了两种，其中一种，仍然取法原来五种造意，而于形式上略加变更。另补一种则造意略有不同，着重于中国民族形式的表现。现将这两种新拟的图案，连同原来的五种，一并送请审核并请提出（交）全国委员会全体作最后决定。